今年3月2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布了一条寻找《大学语文》（第五版）的消息，在社会上得到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微信朋友圈几乎都被这条“寻找老教材”的消息刷了屏。甚至有人笑称，“不得了，估计大半个中国都在帮你们找《大学语文》了”。
通过这次寻书，人们不仅回忆起了自己读大学期间使用过的各版《大学语文》，也让人们的视线重新聚集到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高等教育中的母语教育问题上。
对此，《解放日报》特稿部专门采访了徐中玉老先生等主编、副主编，以及《大学语文》的几任编辑。
以下是《解放日报》特稿报道——
寻书
102岁的徐中玉扬起笑脸，说：“热闹。”
他的身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范耀华博士。
左起：范耀华、王焰、徐中玉
撇除职位职称等，他们三人身份有个特殊的交集——徐中玉是《大学语文》从第1版至今的主编，王焰是《大学语文》第7版、第8版的编辑之一，范耀华是《大学语文》最年轻的第10版责编。
阳光透过窗帘，静默映在脸上。三人合影瞬间，定格了这本无数中国人学习过的母语教育和文学教育教材，长达30多个春秋的变迁与传承。
深意
从轮椅上起身，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徐中玉缓步上三楼，回家。身旁保姆建议，双脚在一级楼梯上站稳了，再走下一级楼梯。他偏不，走得虽慢，却是一脚一脚连续上楼梯
先生已满102岁，于今年2月15日。可风骨不改。
102岁的徐中玉先生
日前引发众多网友怀旧潮的“悬赏寻书”，寻的是30年前第5版《大学语文》。而包括这个版本在内的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至今共10版《大学语文》，均为先生主编。
1981年，《大学语文》首版问世，是所有《大学语文》教材中最早的。迄今已更新至第10版，累计印量数千万册，在同名教材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第11版眼下正在修订。
鲜为人知的是，这门街知巷闻的大学本专科基础课，曾经中断近30年。
新中国成立前，这门课名为“大一国文”。顾名思义，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当时是公共必修课。
已故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上大学时读过这门课。他曾撰文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我所执教的南开大学多设《中国通史》为文科公共必修课，从此很少听到有人谈起‘大一国文’这一话题。但有时又隐约地感受到它的好处，时不时地想起这样的基础课不可废。那时辅仁大学对‘大一国文’似乎比其他学校重视得多，认真遴选一部分有学问的中年讲师任教，如启功、余逊、柴德赓和周祖谟等都承担过这门课，校长陈垣先生亲自主持，共同研究选文，自编铅排线装教材。”
大学毕业数十年，来新夏对课上一篇《论孟一脔》犹念念不忘，若干小段还能背诵。“陈师见学生无暇专攻《论》、《孟》，所以特亲选40余章，引导学生涉猎，浅尝一下传统文化的美味。脔是切割好的小肉片，一脔是老先生从《论》、《孟》经典中摘取一点精华，给后辈尝尝甜头，希望后辈能由此进窥堂奥。”后来，同门师弟从国图古籍馆复印一份寄来，来新夏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在他看来，增设“大一国文”这类课程，众多学子将蒙其惠。
所见略同者，不在少数。
在声誉隆起的西南联大，从1938年至1942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订《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各系必修。汪曾祺在回忆文章里提及：“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至于徐中玉本人，1934年教他这门课的老师，是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此前则是沈从文。再往前回溯——百余年前，晚清重臣张之洞主导教科书革新，认为学习西方必先“固本”：为免“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应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
然而，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分出文科、工科、理科，大学语文课被取消。1978年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与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联合倡议恢复大学语文课程。
有一则为人乐道的轶事——数学家苏步青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发表“就职感言”：“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
1980年，由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联合发起，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在沪召开，全国共20所高校参加。会上决定成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没有教材，徐中玉等人立即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参与编写的各高校，穷数月之功，赶在当年年底前完成初稿。1981年1月，全体编委集中，定稿。
恢复这门课的原因，首当其冲是“补课”。毕竟，刚刚走过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文教育几成荒漠。1982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针对中学、大学“重理轻文”的现象，刊文《理工科学生要有文史知识》。有的理工科大学还将此文印发给学生作为补充教材。苏步青写道，在他接触的大学生中，百分之二三十都存在语文知识面不广、行文不注意逻辑以及错别字多的问题。
而深意远不止步于此。包括徐中玉在内的编委团队从一开始就阐明：除了掌握祖国语文“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大学语文教学还应传承传统文化精髓、提升精神文明，并在开放的背景下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世界。“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匡亚明在1981年定稿会议上称。
热烈
徐中玉卧室的窗台上，有本文化名人受访文章结集。保姆告知，这是先生最近看的书，看一看那些熟悉的人名，也是高兴的。
熟悉的人名，第一个就是巴金。
文坛巨椽巴金，与《大学语文》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旧译——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曾收入《大学语文》，可修订中专家们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原作，似乎比巴金翻译时所据版本更好一些，故向巴金请教。巴老“极快就把这篇优美的译文作了精益求精的重译”，新译文编入1985年第3版《大学语文》。
“我们特别感谢八十高龄的当代文学大师巴金同志对本书修订工作的热情支持。”就在第3版前言中，徐中玉特地致谢的，除了巴金，还有一位。
这一位，居然列在巴金之前——“上海冶金专科学校陈玄同志提的不少建议，尤值感谢。”
陈玄是谁？恐怕无人知晓。
翁德森却记到今天。这位87岁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原秘书长，尽管听力大不如前，可一听这个人名就立即回应：“记得记得。”
翁德森先生在出版社接受采访
“陈玄是上海冶金专科学校这所普通高校的老师，年纪比我大许多。他很认真地逐字看，来信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包括我代表编委团队做校对时的疏漏，以及印刷厂的印错内容等。信中正确的意见，我全部照改了。”翁德森印象深刻，“徐先生还叮嘱要给陈老师稿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仅各大城市，某些内地县城也开始筹办高校。“作为‘基础之基础’的本国文化修养和语文知识，越发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各类高校和各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大学语文’都已列为必考科目之一。”身为主编的徐中玉，以每版皆有的前言，记录了当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国家面貌。
学习语文，积极成风。第一版《大学语文》出版不满两年，被全国文、法、理、工、医、农等300余所大专院校采用；1982年“补充教材”出版，发行十万册，销售一空；1983年的第二版修订本，发行一百多万册。
乃至于传出一则趣闻——就连徐中玉去买飞机票或到银行办事时，都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教材。
相形之下，师资匮乏。徐中玉、钱谷融等知名学者在华东师大的科学会堂，为培养教师授课。约300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
1986年，华东师大哲学系学生朱文秋上过翁德森的大学语文公共课。她现今已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工作20多年。在她印象中，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在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占有率约达80%-90%。
经由出版社营销中心策划，今年3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如果能帮我们找回这本老教材，3000元新书任你挑》。文中写道：现任编辑范耀华在样书库里翻了个底朝天，始终没有找到第5版《大学语文》，“如果您手中正好有这个版本，不妨和我们联系，把封面与版权页的照片拍下发给我们。确认无误后，只要您愿意寄回这个版本的原件给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送您3000元的购书额度，师大社出版的书籍任意挑”。
网友留言，多达数百条，来自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反应之热烈，超出了策划者、营销中心副主任贺群星的预期。她告诉记者，有版本学研究者专门来电，还有更多读者留言回忆自己上大学时用过哪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我用的1981年7月第一版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定价0.90元”，“第六版，依然保存完好，笔记写满了课本”……最终，距今恰好30年的1987年第5版，由福州网友“松竹梅”、上海网友“赵先生”寄来。
网友寄回出版社的《大学语文》（第五版）
存废
天气晴好的下午，徐中玉从家里一级级走到楼底，坐上轮椅，由保姆推着去公园。路上，时常遇见例行散步的钱谷融。
钱先生的名字，自1981年《大学语文》初版就出现了——“华东师大中文系钱谷融教授审阅过现代部分教材，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1987年第4版扉页注明：古典文学部分，主编徐中玉；现代文学、外国文学部分，主编徐中玉、钱谷融。
记者此次采访，由“寻书”开始，与10个版本《大学语文》的数任责编，几乎全部面对面。采访所得，恰为这门课30多年变迁与传承的一条明线。初版教材，仅收古代文学作品和少量现代文学作品；1982年“补充教材”，增收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
为何改变？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文化交流趋势。徐中玉研究过，到1987年中期为止，全世界有60多国共1000多所学校开设汉语课。
“我国历史悠久，文学遗产丰富，选入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应略占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品比较易懂，平时接触较多，所以略少。外国作品选入量少，也可以扩大一些视野。”徐中玉的观点是，略多选取古代名著并不等于厚古薄今，而是温故知新、继往开来。
初版责编、今年94岁的施亚西，与已故责编种明章合作论述过教材被广泛采用的原因。比如，“对教材篇目和古今中外的比例反复推敲和调整”，“读者反映，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
施亚西先生（左）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林环的采访
用书者的反馈，被置于极高地位。1996年第6版修订时，徐中玉等人向60多所全日制高校征求意见，并搜集多年来各地教材近20种，分析其内容和利弊，还召开资深任课教师座谈会。
第9版责编庞坚告知，从第8版起，原先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作品，改为按体例分类。庞坚记得，在第9版修订中，团队讨论过“洞明世事”这项分类是否合宜。“《红楼梦》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深刻中肯。其本意不是教人圆滑世故，而是为人处世。大学生在社会中要同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观察、分析时需要不为浮光掠影所动。”庞坚认为，这是符合时代所需的。
“一种教材可以原封不动用上几十年的日子早已过去……如果‘凝固’、‘保守’也可算作‘稳定’，那么，这种‘稳定’其实是很不足取的，因为它实际上乃是‘停滞’的饰词。”徐中玉这样写道。
然而，“十年辉煌，十年徘徊”，今年82岁的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前会长齐森华总结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两位前辈登高一呼，大学语文很快走向全国，应是兴盛期；90年代，则时起时伏，日益趋向边缘，可谓徘徊期。”
齐森华先生回忆大学语文教育的变化
1996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提出要求：“希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各校普遍铺开大学语文教育。但随之，教材同质化编写现象严重，据2006年教育部公布，当时已有大学语文教材1402种。
至今仍未发展为一门学科的这门课，存废之争一直存在。不少高校已将其改为选修课：据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2013年公布的调查，在全国91所参与调查高校中，列为必修课的仅有34.8%，课时也在减少。
边缘化，成为近年不争事实。一位90后同行告知，在她大学一年级时，全校皆无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教课的是思政老师。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2010年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陈平原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时任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迅速回应支持。但一旦付诸实践，则困难重重。
变则立，不变则废。
第11版《大学语文》正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主持下修订。这一版，将会创新地让高校语文教学立体起来。例如，添加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链接到“名师课堂”的视频以及朗读、吟唱诗词的音频。
不过，适应时代发展，并不意味迎合。不久前的第11版修订会上，有人提出，是否要迎合95后趣味，在教材中纳入悬疑、玄幻类网络小说？会议讨论决定：不迎合，应引领。谭帆认为：“只要坚持不懈，不急功近利，大学语文的作用会越来越显现。”
什么是教育？有句话广为流传，“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终古常新的。我们对本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审美鉴赏也永远不会穷尽。”徐中玉始终认为，“兹事体大，责任很重。”
102岁的徐中玉，坚持要把来访者送到楼梯口。由保姆搀扶，他从最靠里的那间房缓缓步出。
先生老了。可告别时，他笑得灿烂，扬起手挥了许久。
采访中94岁施亚西的一句话犹在耳畔——“活到多少岁不重要，活着时做点什么才重要”。
